读懂罗马这座城它永远想抵达的是被遗迹保存的艺术荣光

罗伯特‧休斯1938年生于澳大利亚，曾在伦敦担任《》《观察家报》及《每日电讯报》撰稿人，后移居美国，成为《时代》杂志的首席艺术评论家。澳大利亚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被英国《卫报》艺术评论人乔纳森·琼斯称为“我们时代伟大的艺术批评家”。曾两次获得由艺术协会学院颁发的在文艺批评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马瑟奖章。著有畅销书《致命的海滩》，创作并解说了广受好评的电视系列片及图书《新艺术的震撼》《批评》等。

在本书中，给我们带来了一部纵横延伸、广泛深刻的私人罗马史——作为一座城市、一个帝国，也作为西方艺术与文化的起源。休斯追溯两千多年的历史，通过艺术品以及翔实的历史细节，描绘了罗马的建立与发展，从罗马城的建立，罗马帝国的扩展，早期基督教的兴起，文艺复兴，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兴亡，一直到现代罗马。偶像崇拜与亵渎神明、践踏侮辱与肃然起敬交相混杂。无数艺术隗宝与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场重唱出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辉煌。

我并不是每次来到罗马都会造访圣彼得大教堂。信仰的氛围实在是太过堂皇，正如浮夸的崇高有时会导致的那样，使人感到单调乏味。我也不会总是直奔那些热门的景点，比如包括贝尔尼尼美轮美奂的科尔纳罗礼拜堂在内的胜利之后圣母堂。有时我甚至连一家博物馆也不进，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罗马从里到外就是一座博物馆。然而自从我在懵懂无知中与其初遇的那时起，费奥利广场、连同广场上的乔尔丹诺·布鲁诺雕像就已经成为我心中的圣地，我几乎每往必至，并沉思它代表的意义。

我怎能不这样做呢？于我而言，这座广场就是罗马的精髓：它代表着罗马的五重本质。第一重本质，因为它唤起了那可怖而独裁的回忆——罗马教会竟能心安理得地将意大利最杰出的人物烧死，罪名是教导人们（表面上，布鲁诺似乎就是这么做的）：基督不是神，而是一位受到神灵启发的巫师，而且甚至魔鬼也能被拯救。（我多么希望能亲自认识他啊！）一首流传着的四行诗写道：

第二重本质，因为在将他杀害的四百多年后，这座城市（不顾教士的反对）改变了它的态度，撤销了审判，并且，为表彰布鲁诺独特的伟大贡献，为他竖立了一座雕像。这或许有些迟了，但迟到总是胜于缺席。

第三重本质，因为只有当教会统治这座城市的世俗权力不复存在之时，罗马才能建立起这样一座纪念碑，那是在1870年罗马被新建起的意大利王国吞并、在政治上成为一个世俗城市之后。第四重本质，因为布鲁诺宏大的黑暗图腾的存在是个如此灿烂的都市表达，而围绕着它继续的生活不仅仅是游客的，更是罗马人民的生活。第五重也是最后一重本质，因为水果与鲜花日复一日的孕育生长，以及它们激发的口腹之欲，使我们意识到，在死亡的面前，我们正真实而确切地活着。

而罗马的确是一座被口腹之欲驱使的城市。在这座广场及之外的地方，人们吃的许多食物尽管简单，于我而言却十分陌生。

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没在澳大利亚见过腌鳕鱼这样奇异的东西：它压根儿不在澳大利亚人的菜单上，因为太平洋里没有鳕鱼，所以这不足为奇。当然，在罗马，炸鳕鱼是最常见的街头小吃：把僵硬如木板的鳕鱼片放在水中换水浸泡数日，扒去皮，剔掉骨，切成两指宽的薄片，投入面糊中，然后在油里炸至灿烂的金棕色。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而又有什么美味比得上午后阳光下、异域广场餐桌上的炸鳕鱼配弗兰卡蒂？无论怎么看，对于一个如我般不甚了解意大利食物的饥肠辘辘的年轻人来说，罗马的炸物、沙拉，甚至就连简陋的波伦塔粥，都是神奇的新发现。

来罗马前，我从未吃过西葫芦花。我也从未遇见过这样一道菜——鳀鱼配菊苣，分层置于陶盘中，烤至起壳，冷或热食均可。一些源自犹太人的菜肴则更加奇特。作为一名澳大利亚的天主教徒，我几乎对犹太食物的存在一无所知，由于犹太人在澳大利亚人口中的少数地位，犹太食谱从未像在美国那样进入大众烹饪的主流。然而罗马有着古老的犹太传统，饮食即为其中之一。怎能指望一个外国的非犹太人对此有所了解呢？譬如一种叫做犹太式洋蓟的罗马菜，就像任何一个非犹太人可能的那样，我很快爱上了这道菜。

拿起洋蓟，剥去坚韧的菜帮子，抓住竖直的茎干，将其压扁并在桌上重重敲击，直到菜心向外展开。将菜浸入沸油中，就像早期的殉教者受到的折磨那样。渐渐地，洋蓟变成了灿烂的金黄色，仿佛向日葵的花瓣，然后转为浓烈的棕色。这就差不多该出锅了。用手沾些冷水洒在菜上，立刻发出动听的噼啪爆裂声。再浇上些油，就可以上桌了。

不过，在我对这座城市第一次如饥似渴的拜访中，食物并不是唯一使我深深着迷的事物。在罗马，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被潺潺流水环绕的感受。喷泉之于罗马犹如绿树之于巴黎。它们喷薄而出，有的竖直向上、有的自成角度，环绕盘旋，汩汩冒泡，洋溢着生命力，为这座城市打着节拍。

我之前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奇观。在别处，喷泉是特别的景致，然而在罗马，它们只不过是寻常都市生活的一部分；你察觉到喷泉，你将喷泉视作不同于砖石的表面，然而你更应该做的似乎是吞吐它的气息，而不仅仅是观赏。在这座繁华都市的中央，一个人哪怕在潜意识中也能感受到水的存在。没有一座城市（至少我不曾听说）如此惟妙惟肖地体现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作《太阳石》开篇中的诗性真实，这些诗句描绘了一座城市中喷泉连绵不断的跃动：

从本质上而言，喷泉是一件人工造物，既是流动的——无形的，也是有形的；然而贝尔尼尼的纳沃纳广场上的喷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却在自然与人文间调和出了近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与丰富。由于罗马的喷泉——但不仅仅是由于此——你从罗马的都市风光中所能得到的，绝不限于以一个游客或市民之名所期望或感受到的。“我何德何能，有幸得此？”答案简单得几近荒谬：“生而为人，来到此地。”

在我这里，对于罗马最初的几次惊鸿一瞥都是不期而遇、近乎偶然的。我本打算按城市地图上的标绘前往圣彼得大教堂——沿着宽阔笔直的协和大道步行，这条大道从圣天使堡直通广阔而排列着立柱的圣彼得广场。

幸运的是，我走错了路。我向左走得太远，想从博尔戈圣灵教堂附近接近圣彼得广场，却没能发现广场的踪影。经过一番毫无头绪的艰苦跋涉，我遇见了一面庞大的、好像是弧墙的物体。其实这并不是弧墙。这是圣彼得广场上的一根巨型立柱，而当我绕爬过立柱，圣彼得广场的空间竟跃然映入眼帘。

协和大道的直路上不会有这样的意外惊喜。就像之前一代代的游客那样，我被眼前的景象震得惊愕不已：丰沛的喷泉，直指天际的方尖碑，而最令我震惊的是贝尔尼尼的多立克式双柱的曲线。在我的脑海中还不曾出现过如此规模宏伟的建筑概念。我自然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很显然，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地方，类似贝尔尼尼的广场与立柱这样的景观都是绝无仅有的。对于一个21岁的学生，从关于澳大利亚建筑的记忆（自然也有其亮点与优势，尤以悉尼海港大桥为突出，但绝无类似眼下之景）投入到眼前近乎不可思议的壮丽宏伟之中，实在是天崩地裂的经历。在我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半吊子历史“进程”的概念，刹那间就被吹得烟消云散了。

罗马使我逐渐确信，伟大的城市之所以伟大，至关重要的一点并不仅仅在于规模，而在于其内容中沉淀的关怀、细节、经验与爱，其中就包括，但不限于建筑。正是关怀之感——对于细节的大量关切——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才留住了目光、羁绊了脚步，使过客不致与这座城市匆匆擦肩而过。

更不用说，或者理应如此，即除非你对物质，就是那些构成建筑内部结构与外层肌理的不同的石料、不同的金属、各种各样的木材与其他物质——陶瓷、玻璃、砖石、石膏等等——有了相当充分的理解，它们的使用寿命，它们在阳光下的效果，它们怎样生存——假如它们是活生生的，你不可能做到对细节的如此关注。建筑师以稀释墨水完美无瑕地渲染了架于组合柱式柱顶上的有槽壁柱，这想必是个抽象的概念。

然而作为一名澳大利亚的建筑学学生，这就是我关于过去的老一套所知的一切。然而它还没有成为建筑艺术，直到它建成，从黎明到黄昏的光线射入其中，直至时光、风雨、煤灰、鸽粪，以及建筑在使用过程中慢慢得自它们的五花八门的记号，那时，它才真正成了建筑艺术。最重要的是，只有用世界上的物质清晰无误地建造——关于一种石头怎样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切割、关于砖块的烧灼表面与其下土地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建筑艺术。如今的罗马——不是这座城市里民众的社会，而是他们共同的外骨骼、这座城市本身——以其对抽象的抗拒，成为建筑实体与其他造物庄严宏伟、极度繁复的实例。

这样的认识是一个学生无论怎样专心听讲也无法真正得到的，不管讲师是怎样经验丰富、循循善诱。观看照片也不能使他（她）完全抓住这种感受，尽管照片也不失为一种帮助。真正的认识需要也只能从实物本身处得出。

当然，这种感觉是不会凭空产生的，除非这座城市对已经创造出来的、最好是由手工一点一点打造的东西有着清晰审慎的思考——除非你能看到，一个柱顶浇铸的深度与雕刻的轮廓并不是源于巧合或惯例，而是来自精心设计。它是苦心锻造的，而非草草将就。要求一座城市中的一切都如此精心制造，这未免是奢望。但若是缺乏这一点，你得到的就只是一块郊区、一座购物中心，或随便你怎么称呼的地方——却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正因如此，芝加哥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密歇根州的弗林特从来不是。

罗马在这点上有很好的体现。有时你会觉得，每一条弯曲小巷里的每一座庭院都充满了此类特点。

但对于一位初来乍到、懵懂无知的来客，就像1959年的我，首先留下深刻印象的自然是体量庞大、显而易见的事物，而于我而言，这些初次的邂逅中最具决定性与启示性的，不在那赫赫有名的信仰中心圣彼得广场，而在台伯河的对岸，威尼斯广场上方的卡匹托尔山上。

打头阵的并不是一件基督教艺术品，而是异教徒的作品：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骑着马的古青铜像，位于米开朗琪罗为卡匹托尔山设计的不规则四边形广场中、一颗十二芒星中心升起的基座上，带着最高贵的沉默与静止。当然，我早已见过它的照片；谁没见过呢？但这不足以使我做好准备，面对这座雕像带来的冲击，无论是在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

这是到目前为止，在古代异教徒世界中广为人知且广泛制造的那类雕像中最伟大的、其实也是硕果仅存的一例：英雄，权威人物，马背上的半神；人类的智慧与力量驾驭着动物王国，大获全胜、昂首向前。在罗马，曾有约二十座这样的青铜骑马像，整个意大利则有更多，譬如帕维亚的“太阳王”——在1796年遭毁坏殆尽，一片不留，唯一尚存的痕迹只有一张纸上的木刻版画。所有的雕像都被中世纪早期虔诚而愚昧的天主教徒推倒、打碎、熔解，这些天主教徒相信，他们对文物的故意毁坏是一种信仰的行动，是对异教徒世界权威的驱赶。只有马可·奥勒留的雕像阴差阳错地幸存了下来。那是因为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误将其当成了罗马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骑马像。要不是由于这撞了大运的误会，马可·奥勒留也早已与其他青铜皇帝一起进了历史无情的熔炉。

当然，在那个1959年的夏夜，刚满二十岁的我对此近乎一无所知，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青铜骑士，米开朗琪罗的元老院宫隐约闪着金光、衬托着它黑暗的色泽，蝙蝠开始在周围掠过。

我对马的了解更少，不管是老马新马、假马真马。我是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只在灌木地带逗留过几次，于我而言，马这种动物就是“从头到尾写满了‘危险’二字”。一想到爬上一匹14掌宽高的马就使我老大不情愿，甚至心怀恐惧。然而，当我绕基座而行，感受着那由一人一马的身躯与四肢所带来的空间与形状改变所带来的恢宏气势时，我意识到，这马匹与骑士无可比拟地超越了我之前所见的任何雕塑，甚至是任何艺术作品。

澳大利亚或许也有一些骑马青铜像——可能是战争纪念物？——不过即使是有，我也记不起来了。大概根本没有，因为制造一座真实尺寸的青铜人像、再加上青铜马，需要耗费大量的金属，在一个没有公共雕塑传统的国家实在是过于铺张了。其制作还需要专门的铸造厂与特殊的工艺，而在我的家乡，以上的哪一项都是难以得到的。

不过真正使马可·奥勒留与他的坐骑在我极为有限的经历中如此独一无二的，是其对雕塑之庄严宏伟与细节之深入刻画的融汇。你可以制造一匹普遍意义的高头大马，以及一个真实尺寸的典型的人物，而不能唤起更精细的雕塑所能产生的那种感受。但这体现不了马可·奥勒留雕像所传递的东西，那种对聚沙成塔、江河入海的热烈领会，那种在更广阔的生命图景中，将细节咬合在一起的秩序井然的积累。

这可不是一匹摇摇木马：套着金属马衔的马嘴在缰绳的拉力下紧紧收拢、痛苦变形；它看起来凶猛暴烈，却又证明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马可·奥勒留的头发精力充沛地竖起，一绺绺鬈曲起来，仿佛形成了一圈光轮，与许多罗马大理石像上表现头发的惯常形式大相径庭。

他前伸的右手做出平息一切的手势，既威严高贵（正是一只帝王之手所该做的），又和蔼仁慈（如同一位斯多葛派信徒那样；正是这只手写下了马尔库斯的《沉思录》）。雕像四肢各不相同的伸展方向经过调节，呈现出互相竞争的态势，马匹抬起的左前腿与骑跨着它的人张开的双腿相互衬托，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运动之感。还有色彩。青铜承载着两千多年的绿锈。这是使用化学品所无法复制的。

它讲述了一段长久暴露在风吹日晒中的故事，超过二十多代人类生存的岁月，每一代人都在它尊贵的表面留下了几块补丁、数点金斑、几条绿痕与点点污渍的负担。

在我第一次见到马可·奥勒留像时，这一过程早已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就像以极为缓慢的速度酿制葡萄酒，历经了悠久的时光，以不同的规模同时陈化着米开朗琪罗为这一人一马所造的建筑框架——基座渐渐起皱的轮廓，以及元老院宫由光彩照人至光阴渐染，终于成熟芳醇的表面。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鲜有对往事的兴趣——往事似乎是如此遥远，与己无关，且还在方方面面充斥着失败。未来也是同样地难以想象；你会被无数种可能性写就的传奇淹没。然而那却是罗马对年轻时的我所施的魔法。这座城市既领我向后回顾，也引我向前眺望。它带我洞察美丽与毁灭，悟悉胜利与灾难。最重要的是，它为艺术的概念带来了现实的形态，不单单像精英们口中那般虚无缥缈，而是充满了启发性，甚至功利性。于我而言，那是平生头一遭，罗马从艺术与历史变为了现实。

原标题：《读懂罗马这座城，它永远想抵达的是被遗迹保存的艺术荣光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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