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城市

中世纪的早期历史实际上是一段拓荒与定居的历史。一个原本居住在森林、高山与沼泽之外的蛮荒民族，日耳曼人，强行闯入了罗马帝国的东北部，并占有了西欧地区的大部分肥沃平原。和自古以来所有的拓荒者一样，这些人也不安于过稳定的生活。他们喜欢“旅行”的感觉。除了爱好砍伐森林之外，他们也爱好相互厮杀。他们中很少有人愿意居住在城市里，因为他们更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比迎着轻风赶着羊群漫步在山坡之上，让清新的空气包围着自己更让他们感到快乐了。无论在哪里住久了他们都会感到厌烦，想要毫不犹豫地拔起帐篷，收拾起家当，重新出发去寻找新的牧场。

在迁徙的过程中，弱者逐渐被淘汰，只有英勇善战的战士和他们同样勇敢的妻子才在荒野上幸存下来。生活的艰难塑造出了一个强健的民族。他们对美和艺术毫无兴趣，更没有时间弹琴唱歌或者吟诗作对。辩论在他们看来纯属浪费时间。一切没有实用价值的事务都由村里唯一“有学问的人”——教士来负责打理（在十三世纪中期以前，男人倘若会读能写将被嘲讽为“娘娘腔”）。日耳曼的酋长、法兰克的男爵还有诺曼底的大公（以及其他挂着各种头衔和称号的贵族们），都各自为政地占据着原属于罗马帝国的领土，在昔日辉煌的废墟上建立起了自以为相当完美的新世界。

他们竭尽所能地管理着自己的城堡及其周边地区的事务。和任何软弱的“凡夫俗子”一样，努力地恪守教会的条例。他们对自己的国王或者皇帝都表现出了必要的忠诚，以便能和这些距离遥远但依然具有威胁的君主们保持和平的关系。总而言之，他们的处世原则就是在不亏待自己的基础上，尽可能公平地对待他人，不做坏事。

世界显然不是按照理想化的方式运行的。大部分人不是农奴就是“长期雇工”，他们和耕种农田的牛羊没有什么分别，甚至连居住的条件都和牲畜一样。这样的命运纵使谈不上有多悲惨但至少很难算得上幸福。然而面对现实，人除了接受还能怎样呢？主宰着中世纪生活的伟大上帝既然如此安排自有道理。上帝的智慧必定是高深莫测的，倘若上帝认为世上既要有骑士也要有农奴，那么作为教会虔诚的儿女，他们是不应该质疑这种安排的。因此，身为农奴的人并没有抱怨。只有当某个农奴因为被剥削得太过分了，结果像饲养不当的牲畜一样死去的时候，才会有人采取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状况。设想如果人类的进步要依靠这些农奴和他们的封建领主来实现的话，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多半还停留在十二世纪的水平，靠念诵咒语来治疗牙疼，即使有牙医试图用他的“科学”来帮助我们，其结果也只会招来我们的憎恶，因为这类技术多半都是从的信徒或者其他异教徒那里学来的，所以必然是邪恶而又无用的。

要知道我们的先祖用了一百万年的时间才学会用下肢直立行走，又历经了无数年才改掉了动物般的怪叫并创造出了可以理解和沟通的语言。倘若没有书写术的发明来保存我们的思想，人类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而它的发明也只不过是四千年前的事情。桀骜不驯的自然力量其实完全可以为人类服务，这是近二百年才刚刚领悟到的道理。人类其实是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飞快速度进步着。

现代有许多人，只看到了中世纪所留下的宏伟教堂和伟大的艺术作品，可是要知道，在那些中世纪教堂的周围，总是布满了悲凉的贫民窟。与之相比，就连现代最简陋的公寓在当时也堪称是无比奢华的宫殿。的确，像兰斯洛特和帕尔齐法尔这些高贵而又纯朴的年轻英雄们，无需在寻找圣杯的同时忍受刺鼻的汽油味，但是别忘了当年困扰他们的臭味多的是——街上到处是腐烂发酵的垃圾，与宫殿一墙之隔的就是猪圈，常年不洗澡的居民穿着祖父留传下来的衣服和帽子、一辈子都没享受过肥皂的好处。更多的不那么美妙的场景不胜枚举。如果在史书里看到，法国国王曾因为站在窗前而被街头觅食的猪群所发出的恶臭熏倒；或者从某卷年代久远的手稿中了解到当时鼠疫和天花肆虐时的惨状，才会开始明白“进步”二字背后所代表的内涵。

古埃及、巴比伦和亚述都是拥有众多城市的文明世界，古希腊更是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国家。腓尼基的历史无非就是西顿和提尔这两个城市的历史。所谓的罗马帝国的传奇其实就是一座城市及其辽阔的“后院”的故事。从文字到艺术，从科学到建筑、从文学到戏剧——诸如此类的成就不胜枚举——而它们全部都是城市所结出的硕果。

在漫漫四千年的岁月里，如蜂房般拥挤的小城镇一直都是世界文明的大作坊。直到日耳曼人的迁徙颠覆了罗马帝国，城市才被夷为平地，欧洲也再度倒退回牧人和小农的时代。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欧洲的文明进入了休耕期。

十字军的东征为文明的重新播种准备好了适宜的土壤。丰收的季节终于到来，可珍贵的果实却被来自自由城市的居民们抢先一步摘走了。

在城堡与修道院的那些高大沉重的石头堡垒里，居住着骑士和僧侣们，前者负责保卫人们的肉体，后者负责引导人们的灵魂。逐渐有一些手艺人搬到了城堡脚下居住（这当中有屠夫、面包师一类的人，偶尔也会有几个制作蜡烛的工人），一方面是为了随时满足领主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便于自己在有危险时进入城堡避难。偶尔，封建领主也会允许这些居民在自己房子的四周竖起栅栏。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些民众都必须依靠城堡主人的怜悯才能确保平安无事。所以每当领主出现的时候，这些平民都会拜倒在他们面前，行吻手之礼。

之后所发生的十字军东征改变了很多事情。十字军的东征让数百万人口从西部来到了高度文明的欧洲东南部。人们突然发现城堡之外的世界竟然如此精彩广阔，他们见识到了华美的衣着、舒适的住房、全新口味的菜肴以及许许多多神秘的东方事物。以至于在返回自己的家园之后，他们还希望能够继续享受到同样的物质产品。从此走街串巷的小贩们（他们是中世纪唯一的商旅）所背负的货品种类更加丰富了。生意越做越大的他们购置了货车，又雇了几个前十字军战士充当保镖，以防范战争过后滋生的犯罪浪潮。不过生意可不是那么好做的，每次进入一个领主的地盘，他们就必须交纳过路费和商品税，但好在生意总能有利可图，所以商贩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往来贩运。

很快一些精明的商人就意识到，部分远道而来的舶来品其实完全可以就近生产。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家部分地改造成了生产作坊。他们从此不再从事兜售的行当，摇身一变成为产品的制造商。他们的客户不仅包括城堡里的领主们和修道院的院长，还有附近城镇的居民。当地的领主和修道院长可以用自己农庄所出产的粮食、鸡蛋、葡萄酒和蜂蜜来交换其他商品，但是远道而来的居民就必须支付现金才能购买货品。于是，制造商和零售商手里慢慢地积蓄起了少量的金子，此举彻底改变了他们在中世纪社会中的地位。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因为身无分文的人在现代社会里简直寸步难行。可是生活在中世纪初期的绝大多数的人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一块铸造的钱币。古希腊人和古罗马的金币银币还深埋在城市的废墟下面。这些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移民们依然过着农业社会的生活。家家都是依靠种植足够的粮食和饲养足够的牛羊来实现自给自足。

中世纪的骑士往往也是拥有田产的乡绅，很少需要用钱来购买物品。他和家人的一切吃用都是由自己的田地生产出来的。修筑城堡所需的砖块则来自附近的河边，搭建房屋所用的房梁可以从森林里采伐。少量来自国外的物品，也均可以用庄园出产的蜂蜜、鸡蛋和木柴去交换。然而十字军的东征却打乱了农业社会的秩序。假设一个叫希尔德海姆的公爵正打算赶赴圣地，他要跋涉几千英里，沿途都必须支付宿费。倘若是在家里，他当然可以拿田庄里的农产品去交换。可一旦出了门，总不能随身带着一百打鸡蛋和整车的火腿赶路吧？那他拿什么来支付给威尼斯的船主或者布伦纳山口的旅店老板呢？这些绅士们只接受现金。因此公爵不得不带上些金子来作为盘缠。可是到哪儿能搞到金子呢？他可以到老伦巴族人的后裔伦巴德人那里去借。这一族人已然成为了职业的放债人，他们通常都坐在兑换柜台的后面（柜台叫做“banco”，也就是银行“bank”一词的由来），非常乐意借给公爵大人几百个金币，但前提是必须用公爵的庄园作为抵押。这样万一公爵大人死在土耳其人手里，他们的钱才不至于打水漂。

这对借钱的人来说是一笔很危险的交易。基本上结局总是伦巴德人获得了庄园，而骑士却破产了，只好受雇于某个更加谨慎、更有权势的邻居，替他人作战卖命。

当然，公爵大人也可以去城里的犹太人那里借钱，只要他愿意支付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利息，同样可以借到急需的旅费，但这样做也不是没有风险的。除此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出路了吗？听说在城堡附近的小镇上部分居民手里有钱，他们都是眼看着公爵大人长大的长者，他们的父辈和老公爵也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这些人总不至于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吧？于是，担任公爵大人秘书的那位能读会写又懂得记账的教士，便给当地最有名的商人们写了一封书信，希望能获得一笔。双方约定在曾为教堂制作过圣餐杯的首饰匠家里商谈。这些商人一方面不好意思拒绝公爵大人的请求，另一方面认为收取“利息”也没有太大用处，更何况这样做是违背基督教原则的；其次，即便有利息可收也不过是用农产品的方式来支付的，而这些东西大家本来就绰绰有余，要更多又有何用呢？

“不如这样吧……”平日里总是坐着工作的裁缝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家伙颇有点哲学思想，“我们可否请公爵大人恩允一件事情，作为我们借给他钱的回报呢？我们大家不是都喜欢钓鱼吗？可大人平时禁止我们在他的小河里钓鱼。假设我们借给他一百金币，作为回报，他是否能够签署一张书面的保证书允许我们在他的河流里自由钓鱼呢？这样一来，他可以得到急需的一百金币，而我们也得以钓鱼，这岂不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交易吗？”

公爵大人在接受这笔交易的那一刻（如此得到一百金币貌似很轻松），就等同于是签署了自己权力的死刑判决书。他在秘书为他起草的特许状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手续完毕之后就立即奔赴东方。两年之后，一贫如洗的公爵回到了家乡，却看到村民们正在城堡的池塘里钓鱼，眼看着无声的钓竿悠闲地在池边一字排开，公爵不禁大为光火，立刻吩咐管家把众人赶走。人群很快散开，可当天晚上，一个商人代表团造访了城堡。他们先是彬彬有礼地祝贺公爵大人平安归来，然后又对于大人因为钓鱼而恼火的事情表示遗憾。但紧接下来，他们开始提醒说倘若大人还记得的话，正是他本人恩允他们这样做的，于是裁缝出示了当时的那份特许状，这份文件自从公爵出发去圣地的那天起，就一直完好地保存在首饰匠的保险箱里。

面对这种场面公爵大人只有干生气的分儿。更何况，他眼下又急需一笔钱。因为在意大利的时候，他曾在几张欠条上盖下了自己的印章，它们如今都被攥在大银行家瓦斯特洛·德·美第奇的手里。这些文件可都是“银行期票”，再有两个月就要到期了，总欠款高达三百四十镑佛拉芒金币。有求于人的公爵大人不得不压住心头的怒火，低下他骄傲的头，要求再借一笔钱。商人们答应先回去商量一下再说。

三天之后他们又来到城堡，同意借钱给公爵。能够在领主有难之际提供帮助他们不胜荣幸，但是作为出借三百四十五镑金币的回报，公爵需要再签署一张保证书（又是一张特许状），准许成立一个由所有的商人和自由市民所选举出来的议会，今后由议会来管理城内的大小事务，不再遵从城堡主人的指挥。

闻听此言，公爵大人当然怒不可遏。不过怒归怒，他急等着用钱，所以只能应允下来，乖乖地签了特许状。可是刚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反悔了。他带着士兵闯进了首饰匠的家，逼他交出那张自己在众人的威逼利诱下所签署的特许状。公爵一拿到文件就将它们付之一炬。市民们将一切看在眼里，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下一次当公爵又急需借钱为女儿置办嫁妆的时候，他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了。因为自从在首饰匠家里发生了那场小冲突之后，公爵大人就成了“信用不佳”的人。为了能再次得到钱，这位大人只好赔礼道歉，并承诺作出补偿。这一次在公爵大人拿到借款的首笔分期之前，市民们不仅重新获得了以前签署过的那张特许状，还外加了一张新的保证书，允许他们建造“市政厅”和塔楼，后者就是用于保管特许状的场所，以免失火或者被盗窃，但真正的用意无非就是为了防止公爵大人和他的士兵们再反悔。

上述所描述的基本上就是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所发生的事情。尽管进程缓慢，但权力逐渐由封建城堡向城市转移。其间偶尔也爆发过一些武力冲突，但仅限于几个裁缝或者首饰匠被杀，或者个别城堡被焚毁而已。总的来说，类似这样的极端事件并不多见。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城市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封建领主们却越来越贫穷。后者总是需要借钱才能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于是只好不断地出让行政权力来换取现金。城市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并且愿意收留那些逃难的农奴，这些人只要在当地住满几年就可以获得自由的身份。城市很快变成了最具活力的地方。市民们为自己刚刚获得的重要地位而倍感骄傲，开始在教堂和市政厅里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在原本用于交换鸡蛋、牲口、蜂蜜和盐等商品的旧市场周围建起了新的公共设施。他们希望让子女获得比自己更多的机会，于是不惜重金聘请僧侣成为学校的教师。只要听说有哪个能工巧匠可以在木板上画出美妙的图画，就会立即出资请他来为城市的教堂和市政厅的墙壁绘制《圣经》题材的图画。

仍旧住在简陋城堡里的公爵大人目睹着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不由得追悔莫及，悔不该当初把自己的权力一点一滴地许给了别人。不过，此时的公爵已经不敢再轻举妄动了。牢牢攥着各种特许状的市民们已经不再把他放在眼里了，他们早就成为了自由人，在必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用汗水和斗争才争取到的各种权利。